• 邓紫棋创作小诗 《埋葬忧伤》寓意深远有哲理 不要轻易放弃。学习成长的路上,我们长路漫漫,只因学无止境。


    2013年12月6日至8日,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河南省高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共同筹备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暨刘恪学术研讨会”在古都开封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工商大学、湖南理工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文学院、河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作协、河南作协、河南文联、开封作协等多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及《当代文坛》《创作与评论》《社会科学辑刊》《中州大学学报》《莽原》《东京文学》《汉语言文学研究》等多家学术刊物代表50余人出席了会议。刘恪的文学道路正式开始于1983年。作为小说家的刘恪,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城与市》《寡妇船》《蓝色雨季》《梦与诗》,中短篇小说集《红帆船》《梦中情人》《墙上鱼耳朵》《空裙子》等作品,400多万字。2005年进入高校任教,开始大量理论写作,主要集中在现代小说理论、先锋小说理论、小说语言美学、文学基本理论等领域。2005年至2013年出版理论著作有《诗语诗学・复眼》《词语诗学・空声》《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耳镜》《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等七部,逾300万字。其中《词语诗学》(“空声”“复眼”)荣获“河南省文艺成果理论奖一等奖”。这次学术研讨会,一方面围绕着现代小说理论,一方面是围绕着刘恪2013年新出版的两部厚厚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和《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展开研讨。一、刘恪小说语言美学的学科意义刘恪教授集三年之力完成的两部关于小说语言美学的巨作,从本体论角度对现代小说语言的发生、发展、演化及特征予以梳理和反思。那么,这两本著作的对现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对小说理论体系的建设有何意义呢?与会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而持续的讨论。王一川指出《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一书中,由于刘恪深谙小说语言创作之道而首创一套完整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构架,堪称文学语言美学领域的一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重要收获。这本书的建树突出地表现在,在中国学界首次理性地和全面地分析了现代小说语言形式要素,首度建构起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把这部书视为现代小说语言美学领域的一次新突破。此外,刘恪直接接触到了语言创作的核心,他能提出一个语言学的分析理论并能落到实处,落到文本。深入创作之道的核心去研究,把握语言的类型,加以分析,说出创作的优劣、创作成败的得失来,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没有看到第二个人这样做。贺绍俊认为《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和《现代小说语言美学》是在完成同一个理论建构,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是最具前瞻性的理论建构,是一个真正针对当代文学实际的理论建构,也是一个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理论引导作用的理论建构。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以来,一直不重视建构自己的文学语言,现代小说的语言至今,依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系统。从这个角度说,刘恪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而且是一个勇敢的实践者。他在文学语言还不成系统,还支离破碎的时刻,先行开始了他的文学语言美学研究。由于现代小说最开始是和启蒙运动联在一起的,被当成了思想的武器。而且现代小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新文化运动对文言文采取决绝的态度,造成文化的断裂,导致古典文学的精华难以顺畅地延续到以现代汉语的基础的现代小说中,这导致中国现代小说迟迟不能解决语言问题。刘恪的思路是建立在这一历史判断上的,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来建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这使他的理论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不仅仅是前瞻性的,而且是实用性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张颐武提到刘恪的小说理论因资料的丰富性而具有可操作性,学生依此可以进行训练。所以,他的理论对教学法就是有很大的作用,他对现代主义有着切身的实践经验,他的理论都是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希望他做北京的定海神针,将古都开封的文化底蕴带到北京。李春青称刘恪的理论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本身的研究而且切入到了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语言等,把理论和当代文学连接在一起。因此,他的理论研究本身对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当代文学创作的脱节――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代文学理论家应该以刘恪为榜样,找一个契合点进入到当代文学中。通过对创作现象的一些分析,才会有一些比较发人深省的理论建树。李海英认为刘恪从美学角度来讨论一百年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发生、进展、现象、状况以及当下写作的可能性,这种研究既是传统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也是本体意义上的个人探究,可以说,既是语言本体论,也是语言分析方法论的。二、刘恪小说语言美学的成就与创新之处刘恪两本专著的选题都是围绕1902至今的一百年中,现代小说语言的成败得失问题而讨论的。其基本出发点都是以西方语言学理论为背景依据,以语言自身元素的结构规范为标准,用专题形式探索中国现代小说语言中的诸多问题。因此,在小说语言类型的研究及方法论的使用上皆有创新之处,其成就也在于此。1.史论结合的方法何弘称《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和《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实现了宏观建构和微观实证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实践总结和理论阐述的有机统一,它是概括的,又是及物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虽然名为“史”,但并没有简单按时间顺序线性推进,对不同时期的作品语言特点作些简单分析,而是从中国现代小说语言总体的发生开始,对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的发生演变分别进行描述和阐释,使读者在对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总体发生演变特点有全面了解的同时,对不同类型作品语言特点的产生原因与演变过程及现实形态等,都有清楚的认识。所以,这部著作虽然名为史,其实是史论结合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所做的是对小说语言学的完整学科建构,它涉及到了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当然还有文学等多学科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跨学科的创新型建构。而这个学科建构,无疑是建立在《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小说文本的细读和分析基础之上的。因此,这部著作没有成为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演绎,而是有着扎实的文本支撑。所以这部著作虽然是论,但有着史的坚强支撑,既有全面概括的理论高度,又能经起实践的检验,这是其可贵之处。刘涛(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认为刘恪对现代小说的考察,向上追溯至1902年产生的“新小说”,向下延展至2012年的当下,整整一百年,视野宏阔。现代文学从诞生至当下,已经有了百年历史,而百年历史的时间跨度也给当下研究者提供了纵横驰骋与无尽想象的空间。立足当下,对百年文学的历史,进行史料上的梳理与理论上的阐释,是对现代小说语言百年发展历史的详尽勾勒和梳理。周志强发言时提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1902-2012)》一书以语言史为视角重新书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却在中国小说的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督显了现代小说语言的史学建构的价值与意义。小说史与语言史的结合实现了社会学分析与修辞学分析的结合,从而突破性地将小说语言的研究拓展为小说语言的社会学形态研究,同时将小说的文体研究拓展为一种社会学研究。若将刘恪教授的两本书结合在一起的话,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分析和语言史的分析相结合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是把语言的形式的分析、语体的分析和修辞的分析三个领域通串起来,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对语言的情感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这三个层面进行了一个描绘。李海英她认为刘恪以语言史来重写文学史的方式在国内主流文学史上独树一帜。2.“体验的原创性”刘进才基于刘恪的小说理论和小说美学来源于自身的小说创作的语言实践以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直觉的有机结合,提出刘恪小说理论的“体验的原创性”概念。两本书从现代小说语言的性质和形式到语言的文化建构及无意识结构,从现代小说的语体、情感到语感、语式,乃至细微的语调和语象均一一论述,“几乎包括了小说语言形式的全部命题”,可以称得上是一幅探索现代小说美学的全息图像,从这幅图像中可以察觉到刘恪总是在体验中去阐释理论和建构理论。胡继华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刘恪“体验的原创性”表现在演示词语之动象、讲述词语之血缘。其词语诗学约显三维,即体验之维,思辨之维,叙事之维:第一,先锋体验及其艺术精神,恰在追逐以及冒险地思考、呈现、铭刻那种不可还原的差异;第二,置身于多种文体的交互作用中,归回近代中国文学的源头处,往返在中外现代小说的多元风格中,刘恪宛若诗学王国的缀梦者,执着地要为现代小说语言生产打开一道可能的通途;第三,中国现代百年历史进程,乃是中外涵濡且在西方的宰制下由亚洲的中国通往世界的中国。小说语言形式的选择策略也反映了这段历史的幽情与壮采,恢宏与屈折。石天强从“痕迹”这一概念出发谈到了刘恪小说理论中的“痕迹”观念,他认为这一概念切入了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要害,集有形与无形于一体,在象与象外相和的世界中,悄然留下无痕的一笔,也使得小说分析不仅仅是语言的逻辑展示,还是小说语言编织的美学世界的呈现过程。作家、评论家舒文治说他在刘恪的文本里感觉到刘恪像庄子一样有一个自由灵魂在语义场中的逍遥游,语言哲学、通感全部打通,来接近这个语言的原型,也接近语言美学的标准。他提出这种极致化的语言标准,从而描述为我们绘制了小说语言的世界地图和中国版图,也创作了一种能够发现存在秘密的语言的炼金术。3.文学语言的类型及形式研究刘进才、刘涛、周志强等学者均谈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1902-2012)》的学术贡献首先在于刘恪把百年来的小说语言分为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等四个类别,在语言分类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各类语言的历史流变。其中社会革命语言和自主语言的概念及类型均是由刘恪第一次提出,并在诸多的文本分析中得到了详实而术有见地的论证。何向阳认为这本书有一个正本清源的作用,它的出发、它的立论何其精准、精确而精彩。他从第三章开始至第六章,一共有四章所论,无论是乡土语言、革命语言、自主语言、还是文化心理语言,这四个章节及概言之外沿的浩瀚程度不亚于从四个方面对整个20世纪以及20世纪这100年来,以及21世纪初的这十几年历史文化风云的某种概括,但是他所选的却是一个严格的、学术的、小的切口,这种治学之严谨较之当今假大空伪盛行的不良学风不啻是一种矫正。《社会科学辑刊》杂志副主编刘瑞弘从编辑学的角度认为这本书的选题非常准,其学术探索的价值非常珍贵。虽然顾彬说中国的当代作家在当下最缺乏的就是对语言的关怀,但刘恪说有小说的语言意识才有我们真正称之为小说的东西,这说明中国作家注意到了语言及语言研究的价值,这样我们就更接近于文学和小说的核心和本质了。这本书,涉及到了文艺学、语言修辞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等,呈现了刘恪强大的储备和学养。李春青称《现代小说语言美学》重要性在于:开启了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的新视角、新路径,从而使中国的文学理论切近到当下文学实践的内部。刘恪对“文学性”的精彩分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对文学语言诸要素,例如语体、语感、语式、语调、语象的分析专业而精到。周志强认为刘恪依照他所主张的“文体即语体”的思想,提出“语言和事物之间还建立一种想象性关系,这是一种语言的隐喻性”从而将具体文本的语言修辞和特定历史时期内文体的话语类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探索写作意识与文体意识相互渗透的基础上呈现出来的小说语体特征,从而打通了小说(文本)形式与历史(现实)机制之间的关联。过去这种关联基本上是叙述性的和指称性的,现在刘恪将这种关联变成了隐喻性的和写意性的。这事实上解决了小说语言史研究的最为核心的问题:作为一种特定的文本的形式,语体或者文体从来不是“回答”或“反映”特定历史或现实的问题,但是却是特定历史和现实的后果。人们更多地看到了小说语体或者问题的传承性和美学性,却较少能够看到语体和文体的修辞意识和话语类型存在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发生与转变。余三定教授认为,刘恪的类型研究主要是注重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他的《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都是这样。而从整体上看,刘恪对于每一个他所抓到的文学问题都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如《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全书十章除了第一章以外,后面九章,能够涉及到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问题都涉及到了,真正是做到了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在注重人文学语言的形式研究同时,又能够做有力的理论提炼和升华。同时余教授还特别指出了作为学者的刘恪能够不从流俗、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也是为什么刘恪的小说理论具有原创性的原因。这在课题主导的高校显得尤为难得。三、刘恪理论写作的独特性南帆认为,刘恪非常重视语言,甚至意识到语言对于主体的囚禁作用、支配作用,但是文学是一种反抗这种囚禁、反抗这种支配的叛逆性力量。南帆教授的一个想法就是:文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叛逆的力量,其体系从古到今不断地演变,应该承认它有多种原因,文学对语言的冲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但是,这种叛逆的冲击、文学语言的冲击等等,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它后面有很多细致的方面。南帆说,在这些方面刘恪也作了非常详细地研究,比如说语式、语感、节奏、语调,小说这方面的语言跟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小说的独特方面,像这些方面的研究汇聚起来恰好是对结构主义给我们描述的整体的、抽象的语言体系的一个巨大的冲击。南帆说,他在阅读刘恪的著作中有很大的体会,一方面刘恪的作品中已经意识到主体之前有一个巨大的语言结构,这个语言结构不一定是帮助我们的,同时也是我们只能深居其中的一个城堡;另一方面,刘恪还有很多先锋小说的语言的信息,所有这些,包括刘恪对这些语言技巧的研究,语调也好,节奏也好,都是冲出原先语言结构的道路,而这些东西恰好从这个意义上表明刘恪是一个语言的探索者。南帆认为,他与刘恪的语言观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比如他们都认为:语言是决定我们主体之前的一个先在的秩序,而文学对语言的冲击也就是再造我们认识世界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刘海燕认为,刘恪这种自由的天性,就是没有受到体制生活同化的东西,使他的语言出现了和很多人都不一样的气息。具体来讲,我们大部分评论语言用的是搜集的、继承的、共性的词,而且是用了完成的时态,论断的语式,表达也是直接概括性地表达。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刘恪的理论语言采用的是一种描述的方式,他的语言是有呼吸、有生长的一种表情,而且他语言中的语际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它不是一种逻辑上的密切,而且它使用的也都没有大词汇,没有翻译过来的硬性的词汇,没有很重的语言,都是很普通的词汇,但组合起来却非常奇异。继而她谈到刘恪有一个独特的自己批评的语言语系,而且这个语系是惊人地准确,因为它准确所以它表达出来新意,并且刘恪的语言里有水文化的这样一种表情,它是柔和的、灵动的语言的一种,它的表达非常有耐性、细致而有粘力。刘海燕还认为,刘恪独创性的理论语言还得力于其作为一位优秀读者的身份。也就是说他是在感受文学,而不是像一般评论者那样居高临下地评论,他是一个感受者、一个读者,就是以这样一种可信的眼光和结论,才能鉴定。比如他总结沈从文的乡土语言,他告诉我们的都是关于物质语言的,语言到底好在哪,事实是什么,他就总结说它就在我们这个最朴素的乡土语言之中。那么语言的文学性最高的标准是什么呢?他在总结沈从文乡土语言的时候,说它就存在于我们这个最朴素的乡土语言之中。所以刘恪告诉我们的都是文学的真经,直接地告诉我们他所发现的真实文学的最奥秘的东西。吴义勤从两个方面对刘恪的理论语言进行评价。第一,刘恪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是对我们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角度,它可以改变我们对文学史的、作品的、作家的认识。吴义勤说,要真正从语言本体来研究,现代文学的语言成就是需要重新评估的,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强调它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意义,而忽略了它语言意义上的局限,我们经常讲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怎么比较,但是单从语言角度,也就是单从现代汉语、白话文的美学功能的成熟和建构的角度来说,当代文学要超过现代文学。在这方面,吴义勤认为刘恪做了非常好的实践研究,对我们文学史的研究开拓了非常大的思路。第二,刘恪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为我们进行及物的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板,也就是说刘恪为我们今后的语言研究和现代小说研究,怎么从语感、语式、语项、语调等层面去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张云鹏认为《词语诗学》从技巧到词语已经显露出刘恪对语言的一种痴迷。他对语言不是纯粹只把它作为工具,只作为一种实用的东西,他力求通过这些词语的网结把语言的特性揭示出来,所以他就走到了词语诗学,这个再继续往下走,肯定是语言美学。所以他在写这些东西前后虽然有重复、有交叉,但是最终落脚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和语言美学上面,这是逻辑上的必然。张云鹏认为刘恪是一个超越,他的整个语言在他的心中是一种源头活水似的清亮的东西,这就使他对语言的关照有一种新的眼界和境界,他对语言的感受既有的新的眼界,也有新的境界,还有一个提升和超越。耿占则曾称刘恪的写作(小说和理论)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做到了尽可能的丰富性。综上,围绕刘恪关于小说语言的两本专著,与会学者展开了多个层次与维度的探讨,并高度评价了刘恪在中国语言美学上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学者们一致认为,作为先锋小说家所具有的丰富的语言实践的经验和作为理论家所具有的扎实的理论功底,是刘恪在中国语言美学上能够取得骄人成绩的重要保障。刘恪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一起,对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和语言美学的研究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责任编辑张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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